转自：人民政协报
本文作者向德国国防军副总检察长舍齐尔中将赠送秦兵马俑文创产品并讲述兵马俑的故事。
本文作者向德国军事历史博物馆赠送《战争论》中文版上的题词。
▲本文作者向德国军第37装甲旅旅长布罗伊尔准将赠送《孙子兵法》
2014年10月，笔者率团赴德国参加第九届中德高级军官研讨班。研讨班是中德两国国防部长于2005年创办的高级军官交流机制，之后，每年轮流在各自国家举办一次。学习期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地到海上，乘飞机、坐军舰、赶汽车，陆海空立体行军，两军学员同吃、同住、同行，参观见学，共同研讨，朝夕相处，深度了解。至今，许多事情仍让人难以忘怀。
在《战争论》展台前
赠送《战争论》中文版
德国军事历史博物馆隶属德联邦国防军，位于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市郊区，是德国最大的博物馆，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博物馆。
一进博物馆展览大厅，迎面是一座约一米高、两米见方的黑色大理石展台坐落中央，在偌大的展厅中显得格外醒目，庄重肃穆。展台上方嵌有一个水晶玻璃的凹槽，里面陈列着一本页码摊开、纸质泛黄的书籍。博物馆馆长罗格上校介绍，这本书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原著，1832年第一版原版，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11年被译成中文，与中国的《孙子兵法》被列为东西方兵学的“双璧”。20余位中德高级军官静静地围拢在展台前，仔细地观看着这部西方军事史上的奇迹。
罗格上校说，克劳塞维茨在担任军官学校校长的12年中，致力于《战争论》的著述工作。他先后研究了130多个战例并整理了亲身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1831年11月，克劳塞维茨不幸因霍乱去世，享年51岁。他的妻子玛丽整理了他留下的巨量的笔记和手稿，于1832至1837年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10卷70万字。1至3卷为《战争论》，后7卷是战争史著作，记述了1566年至1815年间的大小130余场战争，包括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腓特烈大帝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俄法战争和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
克劳塞维茨一直被视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称作“西方兵圣”。笔者在读军校时曾读过这部军事名著。列宁称克劳塞维茨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作家”，认为他提出的论点“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至理名言，是马克思主义考察战争的出发点，并在著作中多次引用。至今，该书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仍对军事战略和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
笔者时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对《战争论》有所了解，在罗格馆长介绍完后，也借机讲了一段与《战争论》的特殊情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曾在1964年完成过这本军事学巨著的中文译本翻译工作。当时，在院长叶剑英元帅的领导下，军事科学院甫一建院就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军事著作，其中就包括《战争论》。
外国军事研究部以德国国防部1957年发行的《战争论》版本为基础，参照英、法、德、俄、日等多国译本，并与几种中文旧译本进行比对，方才敲定最终译稿。几十年过去了，《战争论》在中国不断再版、畅销不衰。时至今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战争论》扉页上还是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所用“出版说明”也是当年的原文。在中国军校，它一直被列为学员必读的外国军事名著。
外国军事研究部的老部长曹汀将军曾在延安中央军委编译处工作过。据他讲，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主持一个为期3个月的《战争论》研究会，每周一次例会，每次4个小时，在延安掀起了一个翻译和研究《战争论》的热潮。毛泽东曾四处搜求多种语种版本的《战争论》，并指示军委编译处进行翻译，要求他们翻译出一部分就送他参阅，随译随送随读。
同样，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理论是成长于战争经验土壤里的果实”“军事家应在研究战史的基础上，形成理论、提出原则”等一系列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至今对中国军事科学研究都影响很大。军事科学院的李际均将军，当年就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每天一壶开水、几个馒头，研究解剖了数百个战例，成为一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大家，被誉为中国的“克劳塞维茨。”
笔者向大家介绍了上述情况后，在场的中德军官都非常惊讶和高兴，德方军官欣喜之情尤甚。
借此机会，笔者向德国军事历史博物馆赠送了《战争论》中文版本，并在扉页上写道，“敬送：《战争论》的故乡，德国军事历史博物馆，中德两国两军友谊万古长青！——第九届中德高级军官研讨班，中方代表团团长、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部部长王卫星（少将）2014年10月20日”。陪同参观的德联邦国防军前总监察长施耐德汉上将不无感触地说：“《战争论》回国了。”
《战争论》与《孙子兵法》的握手
来而不往非礼也，在赠送《战争论》中文版后，笔者也向德方赠送了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孙子兵法》，并在纪念册上题词：“道、天、地、将、法，智、信、仁、勇、严。祝中德两国两军友谊万古长青。”
题完词后，笔者解释说，这十个字来自于《孙子兵法》的首篇计篇。《孙子兵法》成书于两千四百多年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兵书，它全书五千九百余字，共十三篇，字字珠玑，充满智慧。前五个字强调研究战争的五个战略要素，即政治、天时、地利、将领、法制。后五个字强调将领应具备的五种品质，即智谋、诚信、仁慈、勇敢、严明。这是古今研究战略统军领兵的法宝，愿中德两军将领共勉。
笔者接着说，《孙子兵法》的第一要义是“慎战”。开篇就提出要慎重对待战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坚决反对情绪化地、轻率地处理战争问题，而力主理性地、慎重地谋划和指导战争。孙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如何发动战争、赢得战争，而是如何“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更好地捍卫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的指导思想是“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用流血的方式解决危机”。这或许就是东西方文化和中西方战争哲学最本质的差异所在。个人认为，《战争论》是一本更纯粹的战争指南，而《孙子兵法》更像是一本战争哲学著作，这也正是它成为“古代第一兵书”的原因。在中国兵学界有句名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目前，该书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孙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
在笔者讲这段话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德方翻译科尔夫专门用手机查询，当他验证笔者没有讲错后，感叹说：“没错，我读过《孙子兵法》，太深奥、太伟大了！”
施耐德汉上将也频频点头：“《孙子兵法》这本书我读过。”罗格馆长非常激动地说：“今天的参观是一场难得的学术盛宴，东、西方的两位著名军事思想家在这里握手了！”
研讨班结业时，笔者也向参加研讨班的德方将军每人赠送了一本德文版《孙子兵法》，10位将军纷纷当场请笔者留言纪念，笔者郑重地在每本书上写道：“祝中德两国两军友谊万古长青！”
在德国陆军军官学校午餐会上
讲中国军人对战争的理解
访问期间，中德双方学员都在一起用餐，午餐、晚餐通常长达3个小时左右，餐桌就是双方交流的重要机会，食物只提供简单的物质饱足，交流却丰富了大家的精神认知。
在德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午餐会中，韦斯特法尔校长得知笔者当年在中国一所陆军学院担任过教官后，突发奇想，邀请笔者以餐桌为讲台、以餐厅为讲堂，给陪同就餐的德国官兵讲一课。笔者试图婉拒，但实在是盛情难却。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一度研究中国古代兵法，曾编撰过《中国军事艺术》《白话中国兵法》等书，并在《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开设过“一谋一图”“智谋典故”等专栏。于是，笔者就从中国古代兵法经典作为切入展开了介绍。
笔者说，中国自古以来“兵林名家云集，将帅群星灿烂”。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数千年来所经历的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胜负变幻之神奇，为世界罕见。作为其经验总结的兵学，内容之丰富亦为世界罕见，为全世界政治、思想、军事家所瞩目。
据统计，从先秦到清朝，著录的兵书就有3380多部、23500多卷。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珍藏最多，有许多孤本。中国兵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着丰富、深邃的谋略思想。谋略，重宏观谋划，重综合分析，重己方力量要素的整体效应，重天时、地利、人和，重扬我之长击敌之短。许多名著很早就流传到国外，被各国政治家、军事家视为经典，广泛传播。1910年布鲁诺·纳瓦腊的德文版《中国之武经》就是例证。
当年，我们编撰的《中国军事艺术》一书就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兵法思想的系统整理，把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结合起来，在交流与吸收的过程中，融管理与兵法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全书按军事和管理科学的基本要素，分为始计、谋攻、施事、修内、教训五大部分，列为审时、料敌、庙算、用间、伐交、柔胜、应变、造势、攻心、奇正、示形、阵法、将道、治军、后勤、兵失16篇，约100个条目。这部近300万字的巨著完成后在学界影响很大，它超越纯军事研究的视野，标志着传统的中国兵法谋略研究，从单一的军事领域进入社会广泛应用的新阶段，无疑将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兵学的了解。
笔者的演讲，得到韦斯特法尔校长的高度评价，尤其是笔者谈及的兵法宝库引发了德国朋友的共鸣。在后来的交流中，他们多次与笔者探讨这一问题。
在装甲旅演训场上
现场实地讲评
10月22日，在马林贝格厄尔士山野外训练场，德军第37装甲旅搞了一次在异国他乡抓捕行动演习。
演习结束后，指挥官把队伍带到我们面前，提出请笔者讲评演习情况。面对这一“突然袭击”，笔者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便一边回忆刚才的观摩情况，一边梳理思路，阐述想法。首先，笔者对演习的想定和处置情况给予了肯定，随后提出了一点小的质疑——刚才行动解说中有一句话是：“在对异国的作战行动中，当地人对德军很友好。”这句话值得商榷。
这时，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过来，对这一观点颇感意外。笔者继续说：“你们在异国他乡作战，不会像在自己国内那样，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我认为，不要想当然地就认为这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会欢迎你们，毕竟你们是来这里打仗的。”对这一席话，在场的人纷纷露出赞同的神情。
“中国兵法强调，兵者，国之大事。为将要善知山川险阻，善知天时人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异国他乡民族、风俗、语言、文化等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地形、环境、气候、道路等因素也异常特殊，并不是演训场上就能模拟出来的。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指挥官，一定要在演习中考虑到这些因素，绝不能凭空设想。因为——”说到这里，笔者顿了一下，回想起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继续说道：“作战行动是以官兵的生命为代价的，任何大意都会丢掉性命。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不仅要圆满地完成任务，也要想尽办法保护好自己的士兵，把他们平平安安地带回来，这需要智慧。中国军队每完成一项战斗任务，都要认真进行总结，把教训找出来。军人绝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改正的机会。”
为了让大家了解这种体会和感受，笔者为他们讲述了自己在30多年前一次作战行动中的亲身经历。正是这次经历，让笔者在走上领导岗位后，每次做重大决策时，都会如履薄冰，不敢轻率决断，以避免出现失误。事实上，这段经历已经凝成了笔者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军人在战场上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镇定品质绝非天生，都是需要经过长期逼近实战的演训磨砺才能获得。如果一支军队在训练时把不准形势、摸不透规律，低估了战争的突然性、残酷性，那么，这支军队就要在战场上摔跟头、吃大亏。”
笔者话音刚落，站在身旁的施奈德汉上将接过话题，严肃地说：“王将军，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一块了。本来我是想以德国国防军总监察长的名义对他们提出质问，但由你先指出来了。”随后面向队伍说：“你们凭什么敢讲，所在国家的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支持的？我的经验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老百姓，都不会欢迎别国的军队到自己的国家来打仗。演习绝不能凭自己想象来设置情况，那样是会付出代价的！”此后，施奈德汉上将给我讲了他的许多亲身经历和故事。每个军人，尤其是经历过战争的军人，他们都是一本充满故事的厚重之书。
当晚，在第37装甲旅军官俱乐部欢迎宴会上，旅长布罗伊尔准将对我说：“将军，你下午当着我的部队指出这个问题，他们很震惊，但也引起了共鸣。老实说，我们去年刚从阿富汗回来，战场上就有过这样的教训！作为这个旅的指挥官，我非常敬佩你们中国军人的坦率、责任和细心。”
第二天，在参观德联邦国防军联合国训练中心时，施奈德汉上将又请笔者把昨天讲述的经历，再讲给中心主任巴尔茨上校，并说：“这是一个中国将军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是非常宝贵的教学案例，你们要把这个内容增设为一个科目，列为永久性教学课程。”又说：“历史不一定教会我们什么本领，但会提醒我们在办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德军官兵在行事上的虚心、务实和高效，也给笔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研讨班结束时，原计划双方各派一位代表主旨演讲，德方学员突然提出把所有时间留给王将军，听他多讲讲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故事。
离别时，笔者特别向创办研讨班的施奈德汉上将表达了中方学员的感谢：“正因为有了您当年的远见卓识，您和中国国防部长确定了两军交流项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相聚。”我借用中国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歌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来向他表达心情：“难忘今宵”“北京欢迎您！”中方学员欢迎德国朋友以后有机会也到北京来参观一下雄伟的中国长城，品尝一下美味的北京烤鸭！再一次畅谈交流，让东西方的军事学者再次碰撞出更加精彩的学术火花！